他创作《剪灯余话》的动机在《剪灯余话自序》中说得十分明确：“客有以钱塘瞿氏《剪灯新话》贻余者，复爱之，锐欲效肇” ，可见是出于喜爱的有意效仿。作为仿作，历来对《剪灯余话》的评价多以为其艺术成就稍逊于《剪灯新话》，但这只是就整体而论，并不能因此否定《剪灯余话》中佳作的艺术魅力，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出自《剪灯余话》的代表作《琼奴传》便在主题与情节处理上表现出其独特性。
《琼奴传》取材于现实生活，情节不涉鬼怪，这是《剪灯余话》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题材。故事主人公琼奴与苕郎的婚姻缘于父母之命，之后才有二人在确定未婚夫妻名分基础上的爱情表达，所以小说并非要表现封建礼法对青年人婚恋的束缚与绑架，这是与唐传奇同类题材小说主题表达的差异，之所以有这样的主题改变，与明代前期理学思潮的兴盛密不可分，也可见作者的符合封建正统的婚恋观。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小说中所写的男女情感不仅不违背礼法，甚至还表现了对礼法的遵守。如琼奴与苕郎是在有婚约后因为偶遇才开始相互书信传情，而且在交往的过程中是“发乎情，止乎礼”，两人虽然是有情有意，但是并没有如唐传奇中的莺莺与张生一样的逾越礼法规范私下结合的情不自禁，所以在作者看来，他们的婚前交往无伤大雅。从行文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在描写两人关系时，并没有涉及艳情的成分，全然没有在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言情小说中充斥的色情描写。
虽然琼奴与苕郎的婚姻既有父母之命又两情相悦，但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磨难重重，那就是外在社会的强权与暴力对他们婚姻的破坏。而面对暴力对其婚姻的逼迫，琼奴表现出强烈的名节意识，甚至不惜以死去捍卫。小说中琼奴有两次以死相抗争，第一次是因为岭南武官吴指挥强行要纳琼奴为妾，琼奴不从欲自尽，幸亏被母亲发现获救，她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要遵循当初的誓约，“脱别从人，背之不义。且人异与禽兽者，以其有诚信也，弃旧好而结新欢，是忘诚信;苟忘诚信，殆犬彘之不若”。信、义是琼奴行事的思想基础，是她面对暴力的精神支柱。而第二次是在丈夫冤屈得以昭雪后殉夫而去，死后被合葬一墓，而作出这样的选择的心理基础是“一女不侍二夫”的礼法规范。作者在小说中大力颂扬琼奴的持节守信行为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借以宣扬封建的伦理教化。显然，作者“虽然肯定真正的爱情，但却尽力使这种爱情回归到传统礼教的藩篱之内。” 这是作者的思想局限，也是《剪灯余话》中爱情主题的时代表达。
《琼奴传》表现的是下层社会普通人的爱情婚姻，这与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更多表现的是士子与贵族小姐或者士子与风尘女子的爱恋不同。究其原因，一是与话本小说的影响密不可分。宋元时期的传奇创作乏善可陈，代之而起的是宋元话本的风行天下。宋元话本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更多取材于城市平民的生活，而且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不能不影响到宋元乃至明代的文言小说家的审美选择。二是与《琼奴传》的作者曾经做地方官数年，对明代初年的官场黑暗、社会不公有清醒的认识有关，而作者描写的琼奴与苕郎的悲剧不是因为礼教的束缚所造成，而是因为社会上的强权与暴力对他们婚姻生活的迫害，所以小说讥刺时事的意图十分明显。
无论是对于礼法的尊崇、对于琼奴持节守信的颂扬，还是对社会黑暗的抨击，都让我们在感慨于琼奴苕郎的凄美爱情的同时，看到了明代前期的社会生活面貌与下层百姓的生活图景，这种鲜明的时代感是《琼奴传》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