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男，198x年x月10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永定县，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女，198x年x月1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永定县，公民身份号码，系上诉人吴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女，197x年x月7日生，汉族，教师，住永定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男，195x年x月13日生，汉族，公务员，住永定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原审被告：永定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永定县凤城镇金凤大街25号。法定代表人，局长。
原审第三人胡，男，197x年x月16日生，汉族，银行职员，公民身份证号码，住永定县。
原审第三人张，女，197x年x月16日生，汉族，职工，公民身份证号码，住永定县。
原审第三人杨，男，196x年x月5日生，汉族，银行职员，公民身份证号码，住龙岩市。
上诉请求：
撤销永定县人民法院()永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被上诉人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起诉人主张受侵犯的权益必须是“合法权益”，即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权力和利益;不符法律规定的权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而不能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本案二被上诉人起诉主张的权益是讼争的“二个杂物间(各约3平方米)的‘空间’使用权”【见本案一审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即第8页倒数第4行以及二被上诉人与杨所签订的《房屋购销合同》第一条第(二)项】。我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而《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都没有关于不动产“空间”使用权的规定，也就是说，不动产的“空间”使用权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它是被上诉人自行创设的权利。显然，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杂物间的“空间”使用权不是合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再说，被上诉人购买的是子虚乌有的“空间”使用权，与原审被告所登记的杂物间的所有权不具有关联性;因而被上诉人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据此，被上诉人亦不具有诉权，同样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二、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依法不应当受理
被上诉人于x年11月14日对本案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x年12月16日撤回起诉;x年1月28日，被上诉人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即被上诉人提起的这二个行政诉讼存在以下二个共同之处：一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相同的;二是要求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也是相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不应当受理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
三、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
1、x年10月份，上诉人以依法持有的“永房权证x字第00215号《房屋所有权证》” 中已经登记“1层6房屋”为上诉人所有为由，以俩被上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俩被上诉人排除妨害、归还涉案的“1层6房屋”【见本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行政起诉状》第4页第5-7行】。二被上诉人当时以被告的身份进行了应诉答辩。这一事实说明：俩被上诉人早在x年10月就知道了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2、x年11月，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见本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行政起诉状》第4页第五点或者本案一审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9行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要求法院撤销被告永定县住建局(即本案一审被告)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即被告永定县住建局向上诉人颁发“永房权证x字第00215号《房屋所有权证》”中1层6房屋的产权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一事实说明二被上诉人在x年11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时，进一步明确了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并且明确知道了不服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诉权和起诉期限。
上述二个事实证据可以充分证明： x年1月30日，俩被上诉人再次对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时，明显超过了《行政诉讼法》第39条所规定的三个月的起诉期限。所以，二审法院应当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俩被上诉人的起诉。
四、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特别是判决理由所陈述的事实和得出的结论要么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要么就没有法律依据。以下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的理由进行逐一反驳：
1、认定“永房权证x字第00215号《房屋所有权证》”(下称第00215号房权证)所登记的“1层6房屋”层高仅2.05米(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3行)，没有证据。因此而认定“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是错误的
“1层6房屋”在第00215号房权证中登记的面积为9.38平方米，是店面(在房屋权属证书的平面图中标示为1层3)后边的阁楼、卫生间和二个杂物间的建筑面积之和(阁楼在卫生间和杂物间的上方，阁楼下方有一个卫生间和二个杂物间，面积各占三平方左右;1层6房屋的结构如图所示 )，不是单独指杂物间。“1层6房屋”是整个店面分割开来的功能性的房屋，是店面的有机组成部分;“1层6房屋”的层高包括杂物间、卫生间和阁楼的层高，它的层高与店面的层高是完全相同的。显然“1层6房屋”的层高远远超出可以登记的法定最低层高2.20米(被上诉人认为杂物间层高为2.05米);因此，一审被告对“1层6房屋”进行产权登记并不违反“房屋层高小于2.20米不得进行产权登记”的相关规定。因此，无论杂物间的层高是否达到法定最低层高2.20米，均不影响一审被告对“1层6房屋”进行产权登记。何况，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证明杂物间的层高为2.05米，一审判决认定杂物间的层高为2.05米也是听信了被上诉人的信口雌黄。
2、一审法院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一审被告于x年4月为第三人胡xx办理初次房层产权登记时有效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告”程序只“适用于登记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告的登记”，所以一审判决以一审被告在给胡xx办证时未进行公告“属于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同时，本案不属于讼争房屋的工程质量纠纷，第三人胡xx办理初次房屋产权登记时未提供“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不影响本案中任何当事人所主张的各项权利;因此，这一瑕疵不足以构成程序违法。
3、一审判决认定“1层6房屋”登记的权属来源不明，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在杨、赖、胡三方共同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中的第一点明确写道：“一、房产分配：甲方拥有第五层和第七层建筑物全部产权;乙方拥有第二层、第四层及第二间店面建筑物全部产权;丙方拥有第三层、第六层、第一间店面和第三间店面建筑物全部产权;顶层荫台和底层楼梯部分建筑物产权属于三房共同拥有”，这一条是合作建房三方对合作所建房屋全部产权的分配处置，该条十分明确：①胡享有涉案第三间店面建筑物的全部产权;②整坐房屋底层建筑仅由二部分构成：店面(三间)和底层楼梯。由此可以明确：阁楼、卫生间、杂物间等功能性房屋是底层店面建成后分割而成的，属于店面房屋产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此，第三人胡在x年4月办理涉案房屋的初次产权登记时，一审被告将“1层6房屋”的产权(由阁楼、卫生间、杂物间共同组成)予以确认登记，具有明确的权属来源依据。而俩被上诉人购买的仅仅是讼争杂物间的“空间使用权”，其《房屋购销合同》第一点第(二)项还明确写明“杂物间壹间约3平方米的空间使用权(不含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售给乙方(即本案被上诉人)”。既然被上诉人购买的是出卖人自行创设的“空间使用权”，那么俩被上诉人就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来主张“1层6房屋”杂物间的所有权(当然包含占有、使用权)。
4、一审判决认定俩被上诉人是“一层6房屋”的使用权人，明显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以永定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永民初字792号、()永民初字793号《民事判决书》为依据，认定二被上诉人是“1层6房屋使用权人”明显错误。因为上述《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内容仅仅是确认被上诉人与杨于20xx年12月30日签订的《房屋购销合同》有效，而不是确认讼争的“1层6房屋”中杂物间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属于被上诉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不等于买受人就当然享有法律所认可的房屋产权(如一房数卖)，这应当是法官大人应有的法律常识，无需多说。
5、一审法院以“1层6房屋”的初始登记错误为由，直接判决撤销上诉人持有的第00215号《房屋所有权证》中1层6房屋的产权证，明显错误
一审判决书中已经认定，涉案“1层6房屋”在x年4月办理房屋产权初始登记后，又经过多次买卖过户登记，并同时认定：“x年2月，第三人吴、王通过房屋中介公司向胡购买永房权证凤字第19382号登记有1层3、1层6的房屋，同年3月，被告永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为吴、王xx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永房权证x字第00215号” 【见本案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0-14行所认定的事实】上述事实可以证明：讼争的“1层6房屋”中二个杂物间的产权是经过有权机关登记的，而经过登记的物权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说明上诉人购买“1层6房屋”(含其中的二个杂物间)的权属来源合法。在一审被告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为上诉人办理“1层3和1层6”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避而不谈，反而以“1层6房屋”初次登记错误为由，撤销针对上诉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违背法律规定。
五、不动产的善意取得阻却撤销登记
不动产经过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登记的作用在于维护不动产物权的交易安全。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x年2月，第三人吴、王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以26万元的价格)向胡购买永房权证凤字第19382号登记有1层3、1层6的房屋，同年3月，被告永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为吴、王xx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永房权证x字第00215号”【见本案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第9页第10-14行】。也就是说，第三人胡xx1层3、1层6的房屋在出卖给上诉人之前就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取得了房屋产权证;上诉人(买受人)通过中介机构介绍与出卖人胡订立《房屋转让合同》并支付了房价款26万元;上诉人(买受人)购买1层3、1层6的房屋后依法办理了过户登记。据此，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即使1层6房层的初次产权登记有错，上诉人亦完全具备善意取得1层6房屋所有权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不撤销登记行为”之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当撤销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既没有事实证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判决结果完全错误。请二审各位法官大人实事求是，充分尊重证据事实和法律法规之规定，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诉人(一审原告)####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xx市人民政府
办公地点：xx市行政中心办公楼 法人代表：赵
第三人：xx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住所地：xx市双桥区西大街路北60号，法定代表人: 朱 职务：局长。
第三人：xx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原xx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住所地：xx市钟房产局办公楼，法定代表人: 张 职务：主任。
上诉人因不服xx市中级法院()承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提出上诉。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中级法院()承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
2、请求高院确认被上诉人《xx市人民政府关于强制执行申请的批复》(承政法办【】57号)违法。
3、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国家赔偿金200元
4、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采信的被告第6号证据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根本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被告第6号证据，以《关于明确xx市拆迁管理办公室为拆迁管理部门的通知》的文件形式，规定xx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下属事业单位(xx市城市拆迁管理办公室)代表xx市政府，行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特有的拆迁许可审批、拆迁裁决等行政职权。该《通知》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和二十四条;违反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九条;违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5条第2款，以及x年10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对江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具体含义的请示]的答复》;违反国办发[]46号通知之第五条的禁令。
从法律渊源上讲，第6号证据作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如果不与国家法律法规等上位法抵触，在法院审理中可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由于第6号证据严重违反以上法律法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精神，根本不能成为本案法庭审理依据，原审法院将其作为审判证据予以采信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二、原审法院采信的被告第6号证据的合法有效性，已经被本上诉人提供的1号证据所否定。
本上诉人提供的1号证据(【】承行终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与本上诉案一审法院所采信的第6号证据(《关于明确xx市拆迁管理办公室为拆迁管理部门的通知》)，在xx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认定方面存在严重冲突：上诉人提供的1号证据里面认定住建局(原房产局)是xx市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而被告第6号证据则规定拆迁办这个事业单位是xx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上诉人提供的1号证据和被告第6号证据中只能有一个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本上诉案一审法院所采信的第6号证据已经被本上诉人补充提供的1号证据所否定。
三、被告6号证据同时也是被告第1号证据、第2号证据、以及第3号证据的基础，因此被告6号证据的违法无效性，是本案核心焦点问题。原审法院将6号证据作为合法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属于典型的葫芦僧判葫芦案，恳请省高院依法纠正。
四、原审法院所采信的被告第5号证据中的资金提存证明、租房合同、房屋证据保全公证书等都不同程度存在违法无效以及伪造不实等情形，上诉人在一审法庭陈述中有确凿详实论述，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对此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被告第6号证据以及被告其他证据的采信认定存在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强烈不服，特上诉请求省高院撤销原审判决。
上诉人：####
x年12月5日
后附补充证据两份。
上诉人(一审原告)：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 董事长 电话：
委托代理人：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xx省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 省长
住所地：xx市路
上诉人因诉被上诉人xx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一案，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郑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xx市中级人民法院()郑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
2、撤销被上诉人x年9月2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3、判决被上诉人全面、完整地公开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已经认定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没有法律规定不予公开的例外情形、被上诉人以答复代替公开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却无视被上诉人拒绝公开原始信息档案的关键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完全是枉法裁判;一审严重违反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审判程序存在明显错误，判决结果与已认定的事实完全对立。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应当公开，说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完全是正当的。
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申请公开的应是信函处理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被告将信函的处理结果以答复的形式告知原告也不符合《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公开方式”。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证明了两点，其一，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不予公开的例外情形，应当予以公开;其二，被上诉人以答复的形式代替信息公开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完整的，完全能够全面公开。
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已经证明：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已经编号、建档，是完整的。根据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该档案应该包括档案卷皮、目录、索引、信息档案卷宗中的全部信息，内文页码相连。这些信息依法完全能够予以全部公开。
三、一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公开了政府信息的表述，完全是为袒护被上诉人而故意违背事实的官官相护。
1.被上诉人已提供的信息中没有其答复的“处理结果”(档案中有文字记录的“处理结果”)。
被上诉人在信息公开答复中称：“你公司申请中提到的函的处理结果为：该函所涉及的合同纠纷已进入司法程序，应当通过司法途径彻底解决。对该函的处理过程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其答复中所称 “处理结果”的文字记载。上诉人相信，这是被上诉人是为了逃避其干预司法审判的违法责任而编造的“处理结果”。上诉人要求公开的是档案中记录的“处理结果”。
2.被上诉人拒绝依法全面公开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对信息公开作出了具体的要求：“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正式的、准确的、完整的。”本案上诉人要揭露的，是一起行政干预司法、法院枉法裁判的违法事件。行政机关利用公权力干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这就是一个过程，其任一行为和环节不仅仅是违法的，甚至是违宪的。一审中被上诉人避重就轻、“挤牙膏式”提供了对该函处理过程中的部分信息，这不仅说明了作为省级政府诚信的缺失，还证明其对函中提到的案件已经进行了干预。
3、被上诉人口头承诺依法全面公开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实际行动是拒绝依法全面公开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为了了解完整的信息，上诉人在合议庭的安排下按约到被上诉人处查阅卷宗，其工作人员拿来的档案袋中却只有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等，根本不是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并以“没有档案”一推了之。上诉人将该情况向合议庭作了汇报，合议庭对此一情况是清清楚楚的。
被告的这一行为，完全是无视法律、愚弄民众、拒绝公开政府信息。而一审判决却认为“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已经将信函处理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以及‘处理结果’，向原告公开”。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与事实是完全相悖的。
4.一审将被告的举证责任强加于原告，违反了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被告获取、制作的，已经编号归档，并由被告保管。该档案中有多少信息，其举证责任完全在被告一方。被告仅有选择地出示部分信息，拒绝公开全部的原始档案，就连已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的原始档案也拒绝公开。一审判决对此不仅不予追究，反而要求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违法地认定：“由于没有证据或者线索显示有上述信息的存在，故原告因此认为被告拒绝公开全部信息违法的起诉理由，本案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完全违反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四、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违反法律的枉法裁判。
1.被上诉人自己及一审判决认定了被上诉人的原行政行为是违法的。
被上诉人最初在x年9月23日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称：“对该函的研究处理过程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在上诉人提起诉讼后，又改称：可以查阅，但不能复印;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将其中的部分过程信息提交法庭，还一再表示：这个案子中没有任何秘密，完全可以公开。一审判决也认定，被上诉人的答复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些都证明，被上诉人的原行政行为是违法的。
2.一审判决不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判决是违法的。。
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非常明确，即：撤销被告于x年9月23日做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依法公开英国驻华使馆的函件“关于：嘉实多和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销商合同纠纷系列案件的不公判决”及对该函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一审中被上诉人公开了部分信息，表明其部分改变了原行政行为，但又拒绝完整地公开原始信息档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关于：“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一审判决应当依法撤销被告的原行政行为。
3、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是违背事实的枉法裁判。
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八)项。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条件非常清楚，即被告的行政行为不违法，且已经履行了法定的告知或者说明义务，又符合本条所列的八种情形。本案被上诉人的原行政行为已被认定为违法，被上诉人也承认这些信息不涉及任何秘密，完全可以公开。对于如此清楚的违法行为，一审判决竟适用关于合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是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国神圣的法律!
4、判决被上诉人公开信息不仅有实际意义，而且依法必须公开。
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是全面的完整的政府信息，而不是被挑拣后的部分信息。判决被上诉人再公开经其挑拣后愿意公开且已经公开的部分信息意义确实不大，但判决被上诉人全面完整地公开政府信息，让上诉人看到原始信息档案，包括卷皮、目录、全部信息的内文，页码是否相连，让事实来证明被上诉人是否干预了司法审判，这不仅具有实际意义，而且是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根本目的，更是对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最低要求。
五、一审严重违反《行政诉讼法》对审理期限等的明确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立案时间是x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于x年1月4日才通知上诉人领取被上诉人一审答辩状及证据，该期限已超出了法定送达期限;虽然判决书制作于x年6月27日，但上诉人收到的时间却是x年7月26日。这大大超出法定审理期限，其中究竟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六、被上诉拒绝公开原始信息档案，是因为该信息中存在行政干预司法、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1.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信函向被上诉人提出了行政干预司法的要求。
20xx年，因BP及嘉实多公司擅自中止与上诉人的《经销商合同》，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法提起了诉讼。在诉讼的关键时刻，英国驻华大使馆致信xx省人民政府某副省长，信中写到：“给您写信，是烦请您关注标题所述的法院判决。这些判决涉及到一件再审案件和一件上诉案件，两案现均在xx省高级法院审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行政干预法院审理案件的要求。
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了行政干预司法独立审判的事实。
证据表明，某副省长将该项工作批转给省商务厅。商务厅按照省长的指示，代表省政府与法院、BP及嘉实多公司进行联系、协调，就是在做行政干预司法的工作。xx省人民政府外商投诉权益保护中心“关于嘉实多反映有关问题的情况报告”提出的两条处理建议：“(一)请省政府协调省高法依法审理，通过司法途径彻底解决问题。(二)省商务厅加强与省高法和英国BP集团的联系，及时了解、掌握最新情况并向省政府报告。”这里已没有任何的遮掩，完全是赤裸裸地行政干预!既然“两案现均在xx省高级法院审理”，省政府要“协调”，省高还能“法依法审理”?省政府“加强与省高法和英国BP集团的联系”，不是在诉讼中与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站在一起又是什么?“协调审理”、“加强联系”本身就是行政对司法进行干预的两种典型行为。
省高院前后截然不同的裁决就是被上诉人行政干预的恶果。
上诉人与BP及嘉实多公司的诉讼案件，上诉人一审、二审、再审均胜诉了。在省政府“加强联系”、“协调审理”下，xx省高院在违法的第二次再审时完全站在英国BP公司一边，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违法裁定。行政干预司法审判造成的恶果与跨国公司霸道行径一样，严重地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一审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地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请法院“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改判被上
诉人按照法律规定对全部信息依法完整公开。公开原始信息档案全部信息，包括卷皮、目录、信息档案卷宗中的全部信息，内文页码相连。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x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