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书中的汉武帝形象,不同史学家对其描述千差万别,其中以《史记》和《汉书》最具代表性,司马迁和班固两名作者各自选取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对汉武帝的个人事迹进行记述,而后世对两部书中的文字及其争议也未曾间断,并且不断衍生出新的议题。本文选取了《史记》和《汉书》中描写汉武帝的局部文字并进行简单总结,重点介绍两部史学著作对汉武帝相关描述的不同之处,产生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以及两种是学做做在表述方面对后世语言表达方面的影响。以《史记》和《汉书》对汉武帝的文字描述为例,大体相类似的事件在两本不同书目中的记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评价,以及对不同时代作者意识形态和历史认知的反应。然而,相同的是,司马迁和班固两名作者都是采用的宏篇论著的形式记载类似的历史事件,而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常见于文字中的细微之处,并且形成非常隐晦的表达方式。
元狩六年,汉武帝发明了一种新货币,叫白鹿皮币。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水草,价值四十万。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皇帝,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才能行礼。
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认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垫子倒要四十万,本末倒置。大司农是九卿之一,是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提出反对意见是他份内之事,但是汉武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于是,酷吏张汤将颜异下狱,判处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张汤找到颜异腹诽的证据是:一次,有人在颜异那里作客,谈话时对朝庭政策表示了不满,颜异当时什么都没说,只是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张汤起诉说,这就是腹诽,心怀不轨,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罪该万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杜周比张汤更恐怖。他担任帝国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廷尉)时,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牵涉到几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涉案总人数十六七万,下狱的二千石(省部级)官员不少于一百人。这么多案子,如何办理?很简单,就是看汉武帝的眼色。汉武帝想整的人,挖空心思罗织罪名;汉武帝想放的人,千方百计为其开脱罪名。总之,汉武帝就是法。
汉武挥鞭,往事越千年。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可以由后人评说。当这个世界昂首进入文明时代,我们没必要把一个与民争利、不顾人民死活的独裁者看作是人民的救世主。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集权,而集权是为了自己权力的恣意,为了他的家族帝国常盛不衰,为了他的子孙后代永远能骑在人民的头上!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矣……毫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地……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常山。
汉武帝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其实是加强中央集权。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后,他才可以做上面第一和第二件事。
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封建,就是分邦建国。秦始皇灭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大家都知道,汉承秦制,其实一开始也不完全是,汉初实行的是半封建半郡县制。刘邦开国分封了七个异姓王,接着他的工作重心便是从这些异姓王手中再把权力夺过来。刘邦死之前,除了势力弱小的长沙王吴芮,其余的异姓王全部被摆平了。
帝国集权势在必行,同姓刘氏也不能分权。随后的文帝、景帝都在做这项工作。景帝刚上台时,因为“削藩”太过着急,逼反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同姓王,史称“七国之乱”。但很快被周亚夫平定了。景帝去世前一年,为了给汉武帝登基做准备,平定七国之乱的一代名将周亚夫被景帝以谋反的罪名逮捕,狱中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可以说,帝国的接力棒交到汉武帝手中时,中央集权已见雏形,只留了一些同姓诸侯王的封建后遗症。为了治疗这个后遗症,主父偃给汉武帝开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叫——推恩。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推恩令很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中央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就被削弱了,这对帝国非常有利。
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下一个问题,也是封建残余。那就是贵族政治,汉朝开国后,占据政府要津的,都是功臣勋贵,或者是他们的后代。比如开国功臣周勃之子周亚夫,既当过太尉,又当过丞相。
要从这些人手中把权力夺过来,就得起用酷吏。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虽然酷吏很早就有了,但汉武帝时期更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
汉帝国的律令,在刘邦时代不过约法三章,到了汉武帝时代却增加到了359章,其中,死罪律406条,1882款,13472个案例。这么繁多的法令,专业人员也看不完,更别说不懂法的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了。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汉帝国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笔小吏的股掌之间。他们想让你活,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来开脱,想让你死,也有一万个案例可参照。刀笔吏成了阎王爷,法治也就变成了人治。
其实,这些酷吏执行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汉武帝想打击排挤的,就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汉武帝打算放过一马的,就慢慢帮他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