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伤保险是指农民工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职业性疾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死亡，在农民工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国家和社会为农民工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以保证农民工或其遗属的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从近年我县工伤事故发生情况看，农民工工伤事故发生人数约占到了工伤事故总人数的65%左右;且农民工在工伤认定、医疗救护、康复及待遇补偿方面颇费周折，因而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在我县发展县域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紧要问题，由此可见，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为此，XX年12月我对上饶县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对我县现在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现状
通过调查发现，我县共有各类企业近400家，拥有员工近4万人，其中农民工约1.8万人。在调查的100多家企业，500员工中，当问到工伤保险是什么性质的保险，有没有参保时，有87人回答是国家性质的，有300人回答是商业性质的，是要交钱的保险，有115人回答不知道，至于问到这个保险的费用该由谁交时，更是90%以上不清楚，对于问到发生工伤后能得到什么待遇时更是一窍不通。据统计，全县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占了近50%，参保的企业也有58%没有全员参保，有92%的农民工不知道有关伤亡补偿的标准，65%的农民工不清楚是否参加了工伤保险及相关的社保政策制度，很多农民工把工伤保险混同为商业性保险，甚至认为工伤保险是“正式工”的事，与自己这些“临时工”是不沾边的，而且这些人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有“拿人工资，替人做事”的思想，既然拿了别人的工资就理所应当为老板做事，即使发生了事故，也是自己不小心，活该自己倒霉，赖不上别人，由此可见许多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缺乏必要的了解，对能够切实保障自身权益的工伤保险也迫切需求。
二、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工伤权益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认识不到位。
调查中发现，很多用人单位普遍存在交工伤保险不划算的错误认识，而且他们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人员流动性又大，人员不容易管理，为他们参加工伤保险的话会增大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在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不愿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且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许多企业不但不积极救治，反而百帮拖延、拒绝支付农民工补偿、医疗救治等合理费用，根本不知给农民工买工伤保险本来就是用人单位的应尽义务，而且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不仅是社会的责任也可以稳定职工队伍，只有做好了工伤保险工作，维护好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利益，才能提高职工的工作热情，从而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平稳发展。
2、非法用工现象严重。
在发生工伤事故的单位中，有些单位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根本不具备用人资格。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现象，包工头大量存在，使得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后不知向谁索赔，而发生了工伤事故后，在治疗阶段，大部分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治疗还是比较积极的，但大多数还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有些用人单位在农民工尚未完全痊愈的情况下就让农民工出院，致使农民工身体康复期变长，严重的甚至可能留下后遗症，还有少部分用人单位以农民工对工伤的发生有过错为由要求农民工自己承担医疗费用或单位承担少量的医疗费用，而工伤保险实行的是用人单位无过错责任，并不考虑劳动者是否有过错(故意除外)，只要发生工伤，用人单位就应给予承担全额责任，如果是伤残程度较高的工伤，在农民工保住命后，后续治疗的费用是相当大的，如果用人单位不承担治疗费用，单凭农民工的经济能力是根本承受不起的。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旦发生事故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工伤认定是受害人能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关键，但这只受用于那些具有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或企业。所以说政府保障对于大多数徘徊于法律之外的农民工工伤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办法的，非法用工问题政府方面也绝对不容忽视，应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
3、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未参保的用人单位不积极主动地申请工伤认定，也不按法律规定向农民工支付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所在单位应当在30日内，向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在调查发生工伤案件的单位中，没参保的用人单位没有一家曾在30日内为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94%的农民工都需由自己或其亲属来申请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如果用工单位不给劳动者上工伤保险，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要向达到伤残等级的劳动者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相关工伤待遇。但是，许多用人单位只为农民工治疗工伤，对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及其他工伤待遇根本不予支付，在工伤私了过程中，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地位也往往是不平等的，用人单位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迫使农民工让步，有的老板公然叫嚣：“你私了可以，你要是告我，老子奉陪，非得把你拖死不可!就是法院判你胜，我也不给你钱，看你能拿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农民工被迫接受和解，而少部分不满和解条约的农民工通过打官司，千辛万苦拿到法院的判决时，部分用人单位却拒绝履行法院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往往采用拖延、逃避的方法来应付，这更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
4、农民工工伤保险应与工伤预防相结合，重视职业康复工作是工伤保险的最根本目的所在。
我县的工伤保险一直以来只是着重于待遇的处理(即工伤补偿)，对预防和康复没做出特别的要求，但对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来说，工伤预防--工伤赔偿--职业康复这三个步骤缺失得很明显。发生工伤事故后，由于用人单位大多通过与农民工协商而私了来解决问题，他们仅仅是支付几万或者十几万元的补偿就什么事都不过问了，但这根本无法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有些高残工伤人员一回到家，几个月就把赔付的十几万用光了，对于后期的治疗费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不用说康复治疗了。去年年底，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在外打工时不幸从建筑架上摔下来，当时全身多处骨折，生命奄奄一息，在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就把工地老板私下赔付的20多万元用的所剩无几，回到老家后，由于设施条件差，又缺少专业的护理人员，身体情况每况愈下，结果一条鲜活的生命不到半年就郁郁而终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如果当时他参加了工伤保险，那么他的后续治疗费用就不会没着落，还说不定有康复的可能，即使他身故后，他的孩子及家中老人的生活也不用发愁，更不至于家破人亡，然而这样的事例又何止一件两件啊!那是举不胜举啊!因此，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应与工伤预防紧密相结合，只有重视职业康复工作，提高和恢复伤残职工的劳动能力，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和重新融入社会，才能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保障农民工工伤合法权益的对策与建议
加快工伤保险事业的发展和加强工伤保险工作，让更多的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的需要，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对大力发展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落实农民工工伤保险事业迫在眉睫，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努力。
1、加大社会保险政策宣传力度。
要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开展政策咨询解答、深入企业和乡镇宣传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工伤保险政策，让广大农民工都正确认识参加工伤保险是法律的规定，有利于雇佣双方，形成积极参保的浓厚氛围。还应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加大工伤保险普法宣传，使广大职工能够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广大企业能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对待工伤保险工作，充分认识到给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对工伤农民工给予合法补偿和积极救治的重要性，为维护工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2、加强机构队伍建设，拓展工伤保险工作。
工伤保险工作中的参保、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等工作，如果没有相应的工作机构和专门的人员，工作无法落实，所以应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一是推进工伤保险行政、经办和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队伍建设;二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有关经办工作人员的技能;三是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责任感，与时俱进，以应不时之需。大家都知道，工伤保险制度的三大功能是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工伤康复，目前，我县工伤保险主要是工伤补偿，工伤预防还没有完全展开，工伤康复根本没有开展，可是工伤保险不能仅仅局限于消极的单纯补偿，只有做好工伤预防，减少工伤发生，降低风险，才是我们追求的更高境界。因此，在做好工伤补偿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开展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快推进工伤保险事业的发展。
3、社会保险应与商业保险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事业。
据调查，我县虽然很多用人单位没有为农民工买工伤保险，但相当一部分单位却为农民工买了商业保险。由于商业保险特有的盈利属性，使得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定额缴费，出险后可以定额给付。但是商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定额给付性质，不能满足发生了工伤事故的农民工的给付要求，不能保障农民工在受伤期间能有适当的治疗，不能保证其家庭不至于因工伤而陷入困境，这也就是现行问题中工伤保险给付不足的根本原因，而要改进此点，就意味着很需要工伤保险的介入，用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或有条件、有主次的相结合的方式，来改进、规范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市场，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定额性质，极大限度地维护农民工得到工伤事故给付的权利。
4、有关部门应加大协调配合力度，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
各级劳动保障、人事编制、安全监察、财政、地税、环保、卫生等各相关部门要相互支持，各尽其职，密切配合，分别把好用人单位参保关，形成群策群力、环环相扣，互相监督和制约，确保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在当前维护工伤农民工合法权益具体工作环节中，要解放思想、拓展思路，把每项工作落实到实处。比如在工伤认定、待遇补偿方面，政府方面应为工伤农民工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并协调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环境保护、公安司法、信访等行政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组成一个由政府负责组织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权威机构，以切实维护好工伤农民工的权益。
5、发挥社保基金的保障作用。
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农民工在非法用工单位打工时，发生了工伤事故后，农民工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无论用人单位是否给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一旦农民工发生了工伤事故，社保部门将先行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向用人单位追缴。这种保障制度虽然从表面上增加了国家工伤保险基金的风险和压力，但完全可以采用一些措施来进行化解。例如社保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在提高缴费费率后追缴欠缴的数额，并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一定比例的滞纳金，欠缴的工伤费和滞纳金并入工伤保险基金，为防止用人单位逃避责任，追缴的工伤费应高于基金支付给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待遇费，另外，劳动保障部门还有权向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进行行政处罚，严重的司法部门还可以追究用人单位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关于农民工学习需求的调查报告民工调查报告范文（2） | 返回目录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外来农民工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
调查目的：调查当前农民工需求情况，探讨利用电大远程开放教育开展社会服务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序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 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结合本次调查活动，对当前农民工需求情况以及有针对性地对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下岗转岗人员进行学习需求的调查。
一、调查情况
1、农民工大多是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单位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目前，我国有3.4亿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2、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厂雇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等。而且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大。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起码的职业技能。在谋求某一职业时，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拿不出相关的技能证书。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他们只能甘居下风，去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简单劳动。
3、调查发现，56.0%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文化生活很不满意，36.7%的农民工选择用睡觉来打发闲暇时间，34.0%的人选择逛街，13.1%的人喝酒聊天。此外，免费的电视、广播，花钱不多的报纸、网络，占了农民工文化生活内容的很大比例。 调查显示，目前在汕头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逐步向高学历发展的趋势，中技中专学历占32.4%，初中毕业占28.2%，高中毕业占20.1%，大专及以上学历占了10.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仅为8.1%。 调查显示，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对聊天、睡觉、看电视或听收音机感兴趣，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更喜欢读书看报、上网和运动，偶尔涉足歌舞厅。在20~29岁的受访农民工中，有74.7%会在闲暇时间上网，19岁以下年龄段的上网比例达到了85.5%。
二、农民工学习需求情况分析
调查发现广大农民工对学习需求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1、农民工渴望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接受调查者认为，致富的障碍是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
2、农民工要求接受指向性较强的实用技术培训。
3、培训地点的多样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在接受培训的地点上、方法上应灵活机动，以业余函授培训为主，脱产为辅，以实地培训为主，网络为辅。培训的时间1个月以内为宜。
4、农民工从事二、三产业的愿望增强。农民工自身及对子女的就业，选择从事农业类的仅占8.6%，选择较多的是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倾向于二、三产业中的建筑、运输、纺织、市场营销、汽车驾驶与维修等专业。
三、建议与启示
针对农民工的学习需求，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要深入思考，认真定位，加大改革力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1、调整优化教育培训专业。根据农民工和企业发展的需要，结合传统产业和优势，围绕建筑、运输、纺织、化妆品等方面的品牌，加强机电、数控应用技术、化工、工业工程、铸造、纺织、带有专业性的市场营销等专业的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适应本地经济发展需求，为本地培养人才。同时适应沿江开发的形势，向外地输送人才。要进一步加强省重点职业学校专业现代化建设，培植示范骨干专业，强化特色专业，使设置的培训专业更贴近生产实际，职业学校的培训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2、加大教育培训改革力度。农民工靠的是实用技术，企业需要的是技术熟练、又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要根据“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加大教育培训改革力度。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市场经济规律，改革办学机制，坚持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
3、加强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增添实验实训设备，增强学员的动手能力，提高操作技能，使受训的学员真正具有一技之长，直接上岗，对口就业，变劳务输出为技能输出。
4、加强校企合作、校镇合作。学校如何介入，要与企业共同商定。可与企业签订择优录用毕业生的合同。建立健全各镇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培训服务机构，及时向社会提供各种人才信息，进一步凸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在农民工中的引领作用、幅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民工调查报告范文（3） | 返回目录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四、对策与建议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xx”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xx”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统计局发布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民工调查报告范文（4） | 返回目录一、农民工规模
(一)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
(二)农民工总量增速继续回落
XX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详见下图)。XX年、XX年、XX年和XX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和0.5个百分点。XX年、XX年、XX年和XX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近三年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也在逐年回落，但增长速度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
(三)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快于其他地区
按输出地分，东部地区农民工10664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增长2.0%，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8.9%;中部地区农民工9446万人，比上年增加111万人，增长1.2%，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4.5%;西部地区农民工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人，增长2.5%，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26.6%。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中部地区高出0.5和1.3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六成以上为男性农民工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
(二)年轻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
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XX年的65.9%下降到XX年的56.5%，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
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四)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提高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6.4%，女性占31.4%。分年龄看，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例均有提高。
三、农民工流向分布
(一)西部地区吸纳能力继续增强
在全部农民工中，16425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6%;5793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1.6%;5105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154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转移加快。与上年相比，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重有所提高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8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增长1.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6.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18.3%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62.8%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53.9%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0885万人，占64.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8.1%流入直辖市，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22.4%流入省会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34.2%流入地级市，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53.9%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就业
(一)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提高明显
中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6.5%，分别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8.7%，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8.3%，分别比上年提高0.5和0.2个百分点。
(三)自营方式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XX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自营就业农民工比重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五、农民工收入
(一)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分行业看，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长，增长较快的是制造业、建筑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二)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61元，比上年增加227元，增长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97元，比上年增加246元，增长9.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
六、外出农民工消费和居住
(一)农民工在外务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
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44元，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长5.8%。外出农民工月均居住支出人均445元，比上年减少1.8%，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7.1%，比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
(二)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外出农民工中，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28.3%，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17.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租赁住房的占36.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农民工占13.3%，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务工地自购房的农民工占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自购房农民工比例提高，主要是在小城镇自购住房的农民工增加。在自购房农民工中，在小城镇购房的农民工占49.1%，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三)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增加
外出农民工中，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6.8%，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44.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七、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超时劳动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变化不明显
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较上年变化不大。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较上年略有下降，但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XX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0.8%，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5%，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本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比重下降0.7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2%，与上年持平;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1%，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看，建筑业仍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发地，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上升。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4%，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制造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下降0.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降0.4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下降0.3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比上年上升0.2个百分点。
(三)工资拖欠额上升较多
XX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长17.1%。其中，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10613元，比上年增加1529元，增长16.8%;被拖欠工资的本地农民工人均被拖欠8148元，比上年增加1050元，增长14.8%。
(四)参加“五险一金”的农民工比例提高
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比上年分别提高1.2、0.5、0.5、0.7、0.6和0.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均有提高。外出农民工在工伤、医疗、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参保率高于本地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和生育方面的参保率低于本地农民工。
(五)东部地区参保率最好，中西部地区参保率提高较快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9.8%、医疗保险20.4%、养老保险20.0%、失业保险12.4%、生育保险9.1%、住房公积金6.0%，均好于中西部地区。但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提高较快。
(六)制造业参保率最高，建筑业参保率最低
分行业看，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中，制造业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34.2%、医疗保险22.1%、养老保险21.4%、失业保险13.1%、生育保险9.3%、住房公积金5.3%，分别是参保率最低的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2.3倍、医疗保险4.1倍、养老保险5.5倍、失业保险6.2倍、生育保险7.9倍、住房公积金5.9倍，从事不同行业农民工参保率差距明显。
附注：
1.农民工监测调查简介
为准确反映全国农民工规模、流向、分布、就业、收支、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情况，国家统计局XX年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2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930个村和23.5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的形式，按季度进行调查。
2.主要指标解释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举家外出：指农村劳动力及家人离开原居住地，到户籍所在乡镇以外的区域居住。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