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腐败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官员(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因为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官员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腐败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限制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限制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导致高利贷横行，大量民间土地被权贵兼并，农民流离失所，这成为明王朝灭亡的经济根源。及至万历一朝，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土地均分”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土地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有，农民中的自耕农数量不断锐减，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因而备受盘剥，变得愈加贫困，这一经济隐患就会演化成政治问题，无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极大打击，而实行的恢复生产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也会让农民占有相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农民会因各种原因变得手头资金紧张，在没有其他金融系统的时候，只能通过典当、高利贷等方式筹集零时短缺资金，但是这些筹资方式的成本奇高，无法还债的农家就只得将土地抵押还债，由此走向了贫困的深渊。再加上权贵阶层的侵占，大量农民相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时的官僚机构也变得异常腐败。少数获得土地的农民和权利相结合，形成压在农民身上的食利集团。如果食利集团扩大，帝国总体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灾人祸，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农民会纷纷选择起义，这成为历朝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不断轮回。
这其中，文官集团的腐败和民间高利贷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腐败乃是根本原因，因为腐败榨干了农民的剩余，而高利贷则为推动农民走向贫困的加速器，它让农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权的社会，权利来自于上方，民众自身又没有权利;在信息落后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地方权利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少得可怜，严重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肃吏治的决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徒劳。
进一步的说，王朝建立在禁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受到权贵阶层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灭不可避免。经济学说推动经济发展，民主学派的权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实施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若再有“两个公平”(生存公平、机会公平)和军事保障，则可谓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是人类至今能够获得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黄仁宇教授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它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诛杀冒犯他的文官的职务，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
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正处少年，为了进行执政和推动改革，张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给予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培养出很大的势力集团，其中，担任京城要职的官员大都为他一手提拔，但纵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张势力，不断对其进行弹劾，而且好几次都严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须得皇帝严厉惩罚相关官员，才能遏制进一步的弹劾。首辅申时行时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调和者，他会用委婉的手段让万历皇帝顺从文官的主张，同时又帮助万历皇帝实行皇权，但终于得罪了文官集团，被弹劾。在他被迫下台之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皇权方面，万历相信自己的权利是受命于天，天意能否持久则在于人和，否则他就会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权有很大的权力，及至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上早朝，在皇宫外居住并炼丹求仙，将文官集团的请求置之不理。万历当朝时年龄尚小，许多事情必须依赖老师张居正，大伴冯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进行，他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像皇帝出席各种仪式)，而非皇权本身(自己施政很少)。万历作为皇帝是有其行为准则的少年时期，他成长极哭，学习、出席仪式、早朝、批阅奏折等等，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皇帝的身份也让他的情感无法交流，对待文官必须庄重，甚至对母后也只能通过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万历更加受到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文官集团对他的规范，文官集团希望万历皇帝成为严格按照传统道德伦理行事的皇帝，否则，他们则会不断批评皇帝的行为。
虽然共同约束着万历皇帝，文官集团内部却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小利益团体。同一个地方的文官成为“乡谊”，同年考取进士的为“年谊”，还有师生关系，受同一人提拔的关系以及姻亲而形成的裙带关系等等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会相互竞争，已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官整体，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约着皇权。文官中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共同受到“四书”教导，而科举制度则是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机械的思考和回答。“四书”中的传统和道德成为文官中共同认可的，是帝国的基石;文官以“四书”为准则，来要求万历皇帝。如果万历皇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其责备就相当严厉，海瑞上书说万历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御史上书说万历皇帝收受贿赂，更有一批文官抱着必死的决心，指责万历皇帝，希望能够受刑，成就他们扬名史册的愿望。在万历年间，由于皇权变弱，文官集团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所有者。对上，政令的执行又必须依靠文官集团，他们可以制约皇权;对下，他们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地方乡绅。
地方乡绅也有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级政府为县制，而知县(县长)一人统管民、政、军，由于官僚机构的范围有限，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地方乡绅治理乡一级别的地区。乡绅多为宗祠的族长、退位的文官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法律，而他们断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四书”，乡绅自治保证了明王朝的稳定，也使得传统道德的规范灌输到帝国的最下层人民中。
——欲望与道德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主轴，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阐述同等时期西方社会运转姿态，揭露了中国明朝由盛变衰的过程。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 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书中所写的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他们只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万历皇帝，所有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虽贵为天子却事事被他人压制，群臣在立储问题上与他针锋相对，使他最后被迫妥协。在无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罢工。因此，使中国的国力不断衰败，这让人十分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地皇帝没有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着活着的祖宗。几百年之后，他带着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体现着命运的残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顺。但现实却是做官的贪腐，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无奈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为官清廉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命运。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体制，但这种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开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私底下却没有人这么做。现代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这种道德缺失的具体体现。只加强道德建设并不够，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制，这才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种失败的，但现在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正如作者所说: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所以要具体分析。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不过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考虑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与后人去猜。
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
从《万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习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对于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记忆中总是充斥的是宦官专政，无能的皇帝等等。
万历十五年，粗看题目便会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吗?值得作者用时几年完成的一本巨作。在脑海里搜索里一下，发现完全没有有关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资料发现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这本书的英文题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年很平凡。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教授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因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在看黄仁宇教授的书很愉快，似乎在进行一次历史的旅行。这本书非小说，但让看的人有看小说的感觉，著作中对环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却又不偏离历史;它是一本历史著作，却不枯燥，很是生动，也不深奥，这不是说教授讲的很浅，而是讲的细致入微让我们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诗句时，会细心地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观点。
看其他历史著作总是看到的是不厌其烦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来论述王朝命运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剧原因等等。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申时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梳理后来看明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但黄仁宇教授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官员，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这制度的牺牲品。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标题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并非就只写万历十五年间的事情。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作者无一不再说明这一个词，一个影响着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词——道德，在中国曾经一直以道德代替着法律，到了明朝已达到顶峰，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到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便点出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