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本书命名为万历十五年，但所写内容并非是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只是万历年间的事情。而是通过这本书，写出了明代官场的黑暗，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在明朝，整个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皇帝，而是整个文官集团。这与我在高中历史中所学的皇权至高无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明朝的文官们也可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甘愿为他人作为垫脚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世态炎凉。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排除万难推行万历新政，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张居正身居高位，独揽大权的张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他去世后，由于一些人的私欲，对张先生进行栽赃陷害，最终彻底激怒万历，将其抄家，家属流放。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采取的新政，也恢复为曾经充满弊端的政策。使得刚开始走向正轨的明王朝，继续走下坡路。这也注定了明王朝的毁灭。
呜呼!苦心孤诣的张居正倾尽半生的努力到头来竟换来一个这样的结局。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就是因为他没有看透当时的文官集团。他那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触动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辅申时行则看似明白这一规则。他就作为文官们与皇帝的缓冲剂，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国之理，在于不和。为了明朝政府的强盛，不得不去实行那些政策，但实行政策的同时，却无法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实之下，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进行下去，国力便日益衰微，俨然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和”这个字看似简单，却是连万历首辅也难以轻易做到。当百姓和，将相和，君臣和之时，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并致万乘之势。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中秋放假三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利用三天将我七月份就买到手的《万历十五年》看完了，打了三天的篮球，两天打的非常精彩，这个假期还是过的很开心和满足。
读后《万历十五年后》，大明朝这段历史还是活生生地塞到了我的脑子中，其中事非功过，真是很耐心回味，不管是大到今日之中国，还是小到日常的工作环境，均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答案、许多启发。以下是我的一些读后思考：
一、近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何在?
中国自三皇五帝开始，经历几百上升年，万历及期先辈，必然对于历史兴衰之道，对于管理一部国家机器有自己的做法，可是，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当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没落，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似乎一步步走向衰亡而没有一点办法或有的只是苟延残息，在这个进程中，能人志仕，当然包括万历也想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可是就是无法施展，甚至是一国之君，似乎一国之君就是被文官阶层所绑架。我在想，大明的覆灭之路，那些文官阶层不知道吗?大明倒台，对他们有益吗?其实是无益的，这一点，可以从文官同意戚继光与日本浪人在沿海开战，可以看的出来!因为日本浪人在大明的沿海已成为心腹之患，如若不除，也会威胁到文官阶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些文官不知是不是像血吸虫一样?如果外界环境不至于伤害到他们继续谋取既得利益时，天塌下来，他们也不理会，但一部国家机器凭借惯性向没落方向行进时，这些文官还以为天下太平!可悲!他们不知道同时代的，欧洲发展如何了?坚船厉炮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帝国的没落给大清的衰落、近代中华所受的欺辱埋下了多少种子!一个人犯错，可能影响他一个，一个国君，一个管理国家的机构如果出错，其再纠正是需要付出大么大的代价啊!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经历多少灾难，最终屹立不倒!为何我们近现代却输给了西方?甚至我们身边的弹丸之土?这不光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所有中国人应思考的问题，国家的统治阶级自不必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是由于文官阶层的腐朽，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层与社会的脱节，再就是中国人一直沿用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思维习惯。由于我看的书还不够，思考的深度也不足，因此我姑且记住，我会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带着这个疑问一直去研究，去思考。
二、孔孟之道，仁义之学到底应坚持还是摒弃?
黄先生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法制，这似乎是历朝历代一直沿用的方法，孔孟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百姓如想步入仕途，必读《四书》、朱熹四书译注等相关书籍，可以说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石和共识，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中，这些思想又真正可以带来多少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辩证看待，有选择的吸取，才是适应当下世界环境的上策。
三、人具有阴阳两性吗?
答案是肯定的，即一方面人们总是口口声声大喊仁义之道，这是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虽然老子倡导无为，孔孟让人们行仁义之道，佛教告诉我们无我，一切皆因缘，想必那些文官阶层不比我少理解这些知识和道理，可是他们中许多却中饱私囊，拉帮结派，挑起内耗，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这其中真包含有易经的许多层深意，物极必反，“文极必开动乱之机”，如若人，特别是统治管理者，不进行自我省，自我救赎，或只有一小部分在这样做时，这群人是可悲、可怜又应该打入地狱的!因为他们的呆板僵化，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
四、张居正其人
在书中，黄先生似乎一直抱有一种同情、支持、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张居正，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在明末，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力的人物，党派之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实事也将不能实施，明朝的覆灭也将更快!也许历史会批评张的专权，可是如果不专权，如何能办成事?位极人臣!死后却被清算，实在有些凄凉。从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厉害和残酷，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当一个人什么不好，连你死了，也要挖出来清算，真是凶狠毒辣!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张不是不知道的，他在生前说过“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语出《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如果你说张居正贪恋权贵，无强国之治，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我本人很佩服，佩服其才能，其志向!其气度!
五、申时行其人
一个忍耐待机会到时，抓住机会的典型代表，一个一生追求“真诚”的官员，他也许从张居正的一生看到了暴风骤雨似的改革由于文官阶层的阻挠而不能实现，更看到了其悲惨的结局，在理想和实现之间，他选择了一种平衡之策，虽然得善终，但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我更佩服张居正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因为此时的帝国，其实是需要猛药的，如若不然，只是苟延残喘，最终终归覆灭。
六、海瑞其人
每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来看海瑞其人，也许海瑞圆润一些，可以让自己过的更舒服，对社稷、对百姓的贡献也越大，但是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和实践人!最终草草了却一生，但其代表中国文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感动和鼓舞千秋的，这也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的历史人物，我想还有屈原。
七、戚继光其人
不论如何，其将帅之才足以使其彪炳千秋。成功清剿南方沿海日本倭寇，并威退北方蛮夷，其实戚继光有许多更为先进的方案，但他能洞悉当朝允许他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这个范围能做到最好，这一点，非常厉害!人常常是不知何可为?何不可为?能洞悉当时的社会本质，也说明戚非等闲之辈了!有机会，研究一下他的著作，看能否从中学会一些。很可惜的是，明王朝没有继续发展武力!不然如何可以轻易为清所取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许多重要的历史契机!真的像缘份一样，稍纵即逝!而且影响深远!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何几百年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才发出一声叹息啊!一个国家，如果让真正有远见的的人来统治，政令通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八、李贽其人
给我感觉是，此人很混乱，我未理解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难怪称他为“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章中，我最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其妻子对于他一生追求的支持，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两上因饿、营养不良而死去，这对一位母亲是多么大的一种伤痛，这让我对于女人，特别是母亲，有一种天然的敬佩!(但对于干预政治的女人，却特别讨厌，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皆因皇帝未处理好与女人的关系而导致动乱)，另一个是李穷困潦倒时，总有人，特别是一些社会上层的文官一直支持他，给他吃给他穿，李无后台，有的我想可能是像芝兰一样的品格和思想!才会吸引如此多人一直支持他，帮助他!给予他这么多及时和超越政界与阶层的关爱!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度啊!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然而本人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趣，终日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能够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能够跟着黄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能够并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生过无数大事件的国家来说，这一年真的太平静了。然而作者却凭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带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生的一些小事看起，去鸟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败的背影，进而分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一生。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敏，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而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代，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代，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终日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枷锁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冷淡，对人生日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服的时候，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一生，他有似工具的一生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时代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距离首辅张居正过世已经五年了。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围绕他的风波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老师，他绝对信任首辅!然而，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操纵和诽谤下，现实告诉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敬的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现在为“万人唾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叹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拯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开创“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可以凭借其一时的权势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权势和信任的时候，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他所不能够左右的，即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无可奈何，因此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代，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老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提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提拔，却能够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睹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势力之大。即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办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当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借其过人的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至后人在归结其功绩的时候尽无事可记。要知道尽管是“被人唾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承认的功绩啊!然而正是这种无功绩恰是他的最大的功绩，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能够做的事情--调和矛盾!然而，生于那个时代，他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辞世，孤独将领戚继光的离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理解了作者所宣扬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看待历史的眼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代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体现着认识的智慧。
大历史观，需要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历史，正视现实，开创未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了……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困境。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弹劾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主轴，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阐述同等时期西方社会运转姿态，揭露了中国明朝由盛变衰的过程。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 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书中所写的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他们只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万历皇帝，所有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虽贵为天子却事事被他人压制，群臣在立储问题上与他针锋相对，使他最后被迫妥协。在无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罢工。因此，使中国的国力不断衰败，这让人十分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地皇帝没有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着活着的祖宗。几百年之后，他带着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体现着命运的残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顺。但现实却是做官的贪腐，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无奈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为官清廉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命运。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体制，但这种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开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私底下却没有人这么做。现代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这种道德缺失的具体体现。只加强道德建设并不够，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制，这才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种失败的，但现在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正如作者所说: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所以要具体分析。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不过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考虑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20xx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习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腐败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官员(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因为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官员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腐败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限制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限制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导致高利贷横行，大量民间土地被权贵兼并，农民流离失所，这成为明王朝灭亡的经济根源。及至万历一朝，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土地均分”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土地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有，农民中的自耕农数量不断锐减，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因而备受盘剥，变得愈加贫困，这一经济隐患就会演化成政治问题，无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极大打击，而实行的恢复生产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也会让农民占有相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农民会因各种原因变得手头资金紧张，在没有其他金融系统的时候，只能通过典当、高利贷等方式筹集零时短缺资金，但是这些筹资方式的成本奇高，无法还债的农家就只得将土地抵押还债，由此走向了贫困的深渊。再加上权贵阶层的侵占，大量农民相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时的官僚机构也变得异常腐败。少数获得土地的农民和权利相结合，形成压在农民身上的食利集团。如果食利集团扩大，帝国总体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灾人祸，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农民会纷纷选择起义，这成为历朝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不断轮回。
这其中，文官集团的腐败和民间高利贷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腐败乃是根本原因，因为腐败榨干了农民的剩余，而高利贷则为推动农民走向贫困的加速器，它让农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权的社会，权利来自于上方，民众自身又没有权利;在信息落后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地方权利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少得可怜，严重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肃吏治的决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徒劳。
进一步的说，王朝建立在禁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受到权贵阶层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灭不可避免。经济学说推动经济发展，民主学派的权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实施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若再有“两个公平”(生存公平、机会公平)和军事保障，则可谓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是人类至今能够获得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黄仁宇教授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它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诛杀冒犯他的文官的职务，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
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正处少年，为了进行执政和推动改革，张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给予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培养出很大的势力集团，其中，担任京城要职的官员大都为他一手提拔，但纵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张势力，不断对其进行弹劾，而且好几次都严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须得皇帝严厉惩罚相关官员，才能遏制进一步的弹劾。首辅申时行时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调和者，他会用委婉的手段让万历皇帝顺从文官的主张，同时又帮助万历皇帝实行皇权，但终于得罪了文官集团，被弹劾。在他被迫下台之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皇权方面，万历相信自己的权利是受命于天，天意能否持久则在于人和，否则他就会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权有很大的权力，及至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上早朝，在皇宫外居住并炼丹求仙，将文官集团的请求置之不理。万历当朝时年龄尚小，许多事情必须依赖老师张居正，大伴冯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进行，他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像皇帝出席各种仪式)，而非皇权本身(自己施政很少)。万历作为皇帝是有其行为准则的少年时期，他成长极哭，学习、出席仪式、早朝、批阅奏折等等，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皇帝的身份也让他的情感无法交流，对待文官必须庄重，甚至对母后也只能通过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万历更加受到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文官集团对他的规范，文官集团希望万历皇帝成为严格按照传统道德伦理行事的皇帝，否则，他们则会不断批评皇帝的行为。
虽然共同约束着万历皇帝，文官集团内部却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小利益团体。同一个地方的文官成为“乡谊”，同年考取进士的为“年谊”，还有师生关系，受同一人提拔的关系以及姻亲而形成的裙带关系等等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会相互竞争，已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官整体，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约着皇权。文官中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共同受到“四书”教导，而科举制度则是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机械的思考和回答。“四书”中的传统和道德成为文官中共同认可的，是帝国的基石;文官以“四书”为准则，来要求万历皇帝。如果万历皇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其责备就相当严厉，海瑞上书说万历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御史上书说万历皇帝收受贿赂，更有一批文官抱着必死的决心，指责万历皇帝，希望能够受刑，成就他们扬名史册的愿望。在万历年间，由于皇权变弱，文官集团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所有者。对上，政令的执行又必须依靠文官集团，他们可以制约皇权;对下，他们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地方乡绅。
地方乡绅也有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级政府为县制，而知县(县长)一人统管民、政、军，由于官僚机构的范围有限，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地方乡绅治理乡一级别的地区。乡绅多为宗祠的族长、退位的文官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法律，而他们断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四书”，乡绅自治保证了明王朝的稳定，也使得传统道德的规范灌输到帝国的最下层人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