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国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呐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呐喊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草泥马”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 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 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国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国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国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 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国 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 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3.青年节演讲稿四篇
尊敬的各位领导、评委、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____公安局____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我叫____。这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徽章在青春中闪光》。
寒来暑往，花谢花开，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我在公安事业的征途上，已走过了将近一年的历程。我作为一名退伍武警士兵，深知维护祖国安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性。我有幸脱下军装又着上了警服，这天我作为系统一名普通警察站在那里向领导、向评委汇报工作，我觉得无上光荣。回首往事，我用心感受这一年的辉煌与自豪，用心思索着一年的追求与发展，用心承载着一年的职责和使命。我骄傲、我无悔，我选取的以惩治罪犯、保护人民为己任的人民警察这一行。
王安石在《登飞来峰》中写道：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层。年轻的朋友们!站得高才会望的远。做人民满意的好警察，需具备高尚的政治品德，过硬的业务素质。否则，保护人民，维护和谐，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大家都明白____公安局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命案连续六年必破，这个个的荣誉可不是吹的，他是靠干警们用智慧、用毅力、用顽强拼搏的勇气实现的。当一个个犯罪在侥幸中锒铛入狱时，当一个个受害人沉冤得雪喜泪纵横时，警察在人民群众的心理分量是那样重，闪光的徽章在维护社会治安中是那样令人信服。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责国富。也就是说，国家的未来属于年轻人，当然，人民公安事业的未来也要靠我们年轻人。____公安局干警队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他那乳虎啸谷的霸气，令犯罪分子胆颤心惊;他那鹰飞九天的豪气，让犯罪分子没有藏身之地;苍茫大地、万里蓝天是他们的战场，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的征程中，他们用铿锵的誓言书写下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交响乐章。
朱熹在《观书有感》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梁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尽管我走进公安队伍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我认真学习业务，研读干警们精彩的侦破案例，我折服了：乡村抢劫羊绒杀人案，几个小时案犯被逮、恐怖出租屋磕巴杀人案案犯当时伏法、一中少女被杀案的四十天摸排、浩海入室盗财案成功告破公安干警用行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书写下浩然长卷在案例的研读中，我震惊于干警们的智慧和犯罪分子的狡诈，较量、我惊诧于历史疑案的犯罪分子泥牛入海和干警十几年的耐心等待我惊叹于田间地头公安干警们大走访，解决群众困难的感人场面闪光的徽章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一座不倒的万里长城、在犯罪分子的心头织起一道疏而不漏的恢恢法网。
在工作中，我向老民警学习，学习他们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公安楷模任长霞，就给我熔铸了一面学习的镜子。人民公安，人民在前，人民公安为人民，是人民公安的本分职责，这是我们每一位人民警察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执法为民，服务群众，才能履行好人民公安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基层公安民警，只有惩恶扬善，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威信。因为我明白，公安工作既有法律赋予的庄严使命，又有行政管理的特出权利，我要在公安工作中执法为民，清正廉洁，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赤子情怀。
未来的路还长，未来的征途还充满变数，但未来的我务必不会辜负领导的嘱托、人民的信任，因为警服不容我懈怠，徽章不许我气馁。我自豪，我的青春岁月是在徽章照耀下成长，我自豪，我的青春有在座的诸位前辈光辉照耀!尽管这天我还是一员新兵，但我明白我在平凡中不能辱没自己的使命，我要用我微小的奉献，在公安事业的蓝天空上涂抹上我青春的光环!
谢谢大家!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国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呐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呐喊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草泥马”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 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 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国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国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国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 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国 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 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