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法》的公布施行，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强制法》的公布施行，完善了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共7个法律部门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且解决了行政强制权行使中的突出问题。由于对行政强制缺乏统一规范，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既存在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也存在行政机关强制手段不足，执法效率低，不能有效制止违法行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设定权不明确。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繁多，名称不一，缺乏规范。实施主体混乱。程序不规范，行政强制的随意性大。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程序烦琐，时间过长。为了保证行政效率，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制定行政强制法，从制度上作出统一规定。
该法的公布和施行，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行政强制权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必要手段，既涉及行政管理效率，又涉及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限制，规范行政强制行为，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全面依法行政。学习好、宣传好、执行好这部法律，是各级行政机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任务。
作为一名路政执法人员，对《行政强制法》不仅要熟知，而且要将其应用于工作实际中来，用理论来指导工作实践，同时用实践来检验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真正达到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目的。
《行政强制法》是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法律。《行政强制法》赋予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必要手段，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同时对行政强制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对城市管理中行政强制执法意义重大，既给予直接的法律支持又对其行政强制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在推进城市管理中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强制涉及行政管理效率和行政机关的权威，也涉及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处分和限制，具有保障行政效率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双重功能。《行政强制法》是授予并控制行政强制权的立法，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平衡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在充分授予权力的同时严格控制权力，运用实体划界和程序约束在保护公民权利和保证行政效率之间寻求适当平衡点，实现利益平衡，在这二者矛盾难以调和时，确定非强制优先，最小伤害等法律原则加以处置。行政强制法的价值理念：秉持平衡理念，贯彻兼顾原则，强化权力约束，重在权利保护。
《行政强制法》约束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加强程序约束、制度监督、责任强化既顺应我国行政法发展趋势，也体现了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注重公权力和私权利平衡并重在控权，详细规定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责任，尽可能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强制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行政强制法》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原则体系化和结构科学化，法定、适当、教育与强制相结合、防止滥用、权利救济等五大原则为行政强制制度构建指明了方向，体系分为制度设定、强制措施、强制执行、申请法院执行、责任制度。原则体系化和架构科学化，有利于对于行政强制法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准许范围内设定某些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明确行政强制设定权，从源头上解决行政强制的“乱”设置。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过程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行政强制的程序性规范有利于约束权力保证效率以及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近几年来，舆论影响力下的执法工作备受关注，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开始实施以后，作为执法部门，更加要严格按照该法规定和程序，依法行政、高效为民，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 行政强制法是一部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一部重要法律。一方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手段,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同时,对行政强制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行政强制制度主要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乱”,包括“乱”设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软”,行政机关的强制手段不足,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有些行政决定不能得到及时执行。 行政强制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它规定了以下主要原则:1法定原则。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并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进行。2、适当原则。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从实体上说,行政主体依法实施行政强制,应当以实现行政管理所要求的目标为限;从程序上说,行政强制主体所采取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必须有对应关系。3、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
本法同时强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一、 行政复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建国初期就已产生。1950年11月15日，财政部发布的《财政部设立财政检查机构办法》第6条规定“被检查的部门，对检查机构的措施认为不当时，得具备理由，向其上级检查机构申请复核处理”。这是建国后规定的最初的行政复议制度。从6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行政复议制度遭到破坏。这是由于当时特殊历史情况决定的，80年代以后，行政复议制度逐渐得以恢复与发展，截止目前我国已有100多部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复议的内容。1990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行政复议条例》，特别是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施将我国的依法行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复议机关受理了大量的行政案件，解 决了许多行政争议，在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行政复议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和阻碍了行政复议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行政复议制度不健全、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行政复议活动中，复议机关通过运用司法程序中的一系列制度，如回避制度、举证责任制度、听证制度、告知权利等制度，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进行全面地审查，并依法定程序作出处理决定以保证复议活动的合法、准确、公正的进行。但是从《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上看，上述制度中有的尚未作出规定，有的规定的不全面，不具体，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行政复议法》第23条虽然对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和证据作了一些规定，但并没有明确由被申请人提供有关证据材料是一项法定的举证义务，同时《行政复议法》对证据的种类，证据的调取，证据的保全等方面未作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对证据的效力问题也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做法也不统一，给复议机关调取证据，认定证据的效力等方面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了复议活动的正常进行以及复议效率的提高。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程序规则，回避制度正是这一规则的具体化，无论在民事、刑事或行政诉讼中都取得了具体的体现，《行政复议法》应当说是关于行政复议活动的程序法，但它对回避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只字未提，这严重影响了行政复议的公正性。
《行政复议法》在复议案件立案、受理程序上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在制度上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人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申请仍然不按法定的程序予以立案，怕复议案件受理多了，会影响下级行政机关工作的积极性，同时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5条的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护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怕立案后按法定程序改变的案件，申请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自己会成为被告，因而做大量的案外的协调工作，以争取复议的“主动性”，使得复议机关在许多复议案件的立案尚采取消极的态度，能不立案尽量不立案，能推则推，能拖则拖;要么找种种理由不予受理或不予答复，要么在受理后，也尽量作维持的决定，避免当被告。
2、 行政复议机构缺乏统一性和独立性
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分别隶属于各级不同的人民政府和不同的 行政职能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行政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主管行政复议的工作机构，没有一套统一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这很难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性。
《行政复议法》第3条规定了行政复议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的职责，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机关内设的专门负责行政复议案件的机构，在复议活动中复议机构有调查取证，查阅文件资料组织审理复议案件，拟定复议决定，受复议机关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出庭应诉的权利，即复议活动中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行为，是由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地完成的，但是由于复议机构是复议机关内部设置机构，其职责仅仅是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对复议案件作出调查，审理之后，只享有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不能以自己名义独立地行使复议权，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办理复议案件。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行政复议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对行政复议案件经过调查，审理后，只提出复议意见，最后仍要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后决定。因此从组织体制上看，复议机构的行为只是从属于行政复议机关，依附于行政复议机关。这种组织体制，不利于行政复议机构在复议活动中积极地主动地发挥作用。
3、 行政复议管辖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决定不服或 对省级人民政府的决定不服由原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进行复议。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原行政机关进行复议，这一规定违背了“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古老的行政法原则。《行政复议法》
第12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管辖。这是复议管辖“条块结合”最典型的形式，虽然体现了民主、便民的原则，但复议机构设置过于宠大，不符合“精简、效率、统一”的机构设置原则，上下级行政机关虽然存在着领导监督关系，但往往碍于情面，监督不能到位，行政相对人认为上下级行政属一家，缺乏信任感。
三、 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的思考
针对我国行政复议存在的问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这一 重要的行政司法制度。
1、 建立并完善行政复议的程序保障制度
建立并完善程序保障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行政复议活动的公正进行，从而更加有效地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
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在对复议程序的规定上过于简单化，没有将回避制度、听证制度、证据制度、告知权利制度等程序保障制度列入复议程序当中，而往往采用书面审查方式从而忽视了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及时查明案情，使复议流于形式，最终不能真正达到其应有的立法目的。《行政复议法》设立上述保障制度，可以充分给予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机会，以增强行政复议活动的公开性与透明度，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有效地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进行监督，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力度，实现行政机关的公平和公正。
2、 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问题
既然复议制度的建立是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 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那么在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处理上也应当本着这一立法的目的，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向后发生普遍性法律效力并可反复适用的特点。因而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广泛而特定的重要影响。例如部分规范性文件，它的违法或不公正，往往导致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并在现行体制下将置相对人于有冤无处申辩的境地。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其合法和公正，即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公正的前提条件。然而，抽象行政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却又往往远离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参与机会，尽管行政主体是公众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者，所作的抽象行政行为一般能够体现公众意志和利益，但毕竟未经公众的表态和同意。因此，为了保证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使抽象行政行为为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它进行监督。
3、 改革行政复议管辖模式的问题
(1)取消由原行政机关自行管辖的形式。《行政复议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各部门管辖。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辖。这种由原行政机关行使复议管辖权产生的弊端很多，例如不符合公正的原则，与“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行政法则相违背，更重要的是这种管辖方式缺少领导权的基础，使行政复议的管辖模式上也应当对原行政机关自行行使行政复议管辖权作必要的改革。具体的作法是，取消由原行政机关管辖的形式，明确国务院作为行政复议机关。
(2)改革行政复议中的由同级人民政府与上级行政机关的主管部门共同管辖的方式。《行政复议法》第12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行政机关主管部门管辖。这种管辖方式，虽然方便了当事人的复议申请，但最终没能从根本上消除由上级行政机关主管部门管辖复议案件所存在的固有的缺陷。行政机关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专门监督和日常性监督，同时又带有很强的隶属性、局限性，有“自己当自己的法官”和“官官相护”之嫌，缺乏公正性、权威性和老百姓的信任度。因此，《行政复议法》不加区别地规定共同管辖，缺乏理论上的基础和法律上的依据，是不科学的，有必要作以下调整：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行使管辖权;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同级人民政府统一行使管辖权。
复议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相对集中复议权并引入行政复议委员会，复议范围改革的重点是回应社会发展扩大复议范围，复议程序改革的关键是切实保障申请人的程序权利、建构公正复议程序制度，复议决定改革主要是回应实践需求使决定类型更为合理。
改革构成中国社会近30年来的主旋律，人们通常以20xx年为周期对过去进行反思与审视，行政复议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周期性变革与发展的图谱。为配合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1990年12月，《行政复议条例》通过，行政复议制度得以全面建立。1999年4月，《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二元并行的独立的行政复议制度正式确立。到如今，又一个20xx年成为过去，行政复议再一次面临制度改革与转型。《行政复议法》实施十余年来，行政复议工作得到较快的发展，行政复议案件的数量增长很快，近几年来达到每年平均8万余件，行政复议案件过去大幅落后于行政诉讼的局面基本得到改观。然而，由于立法之初对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及制度构建定位存在较大的内在缺陷，造成行政复议制度一直面临较大的公正性质疑，居高不下的维持决定率大大损害了这一制度的认同度。各地行政复议案件在历经20xx年到20xx年的快速增长之后，20xx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信访浪潮的涌现更是对行政复议制度形成较大冲击，出现政府办公区域内信访热、复议冷的现象。地方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地方机构改革中也往往成为首先被裁撤的部门和人员。
面对困境，关于行政复议制度司法化方向改革的呼声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已吹响了号角：学界开展了以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为中心的探讨和研究;[1]中共xx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关于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到要“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如何加强行政复议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性意见。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方行政复议机构在复议体制与复议程序等方面陆续展开了改革试点，为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也为进一步修改《行政复议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行政复议在其他国家与行政诉讼相比较一般居于补充性地位，但在中国，行政复议较之行政诉讼除了具有高效、便捷、专业等制度优势外，还具有行政特有的资源配置优势，更有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实现案结事了，在有的案件中因而更有利于申请人利益的实现与保护。因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二元并行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在中国目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必要维持，[2]但前提是行政复议需要对复议体制、复议程序等重大制度进行专业性与公正性改造，使复议能够及时、公正化解行政争议。本文拟就《行政复议法》修改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谈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转变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在制度上保障行政复议公正解决行政争议，是《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基础
行政复议制度构建由立法者对复议制度性质定位而决定。修改《行政复议法》首先需要回应立法之初就存在、且延续至今的关于行政复议的性质之争。
行政复议的性质在理论上曾经存在行政说、行政救济说、行政司法说、司法说四种观点，在《行政复议法》的制定过程中则一直存在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还是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之争。立法最终确立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内部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的性质定位。
根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会审议行政复议法(草案)的立法说明，“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应当“体现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特点，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使行政复议司法化。”[3]内部监督机制的性质定位直接造成复议组织不独立、复议程序高度行政化等重大制度缺陷，导致复议工作面临严重的公正性质疑，妨碍了行政复议相对于司法所具有的专业性、便捷性等优势的发挥，没有真正发挥行政复议有效解决争议的作用。对行政复议到底是行政的内部监督机制还是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这个问题的判断应以行政复议的启动为逻辑前提，因为过程是启动之后的延续。既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一样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即行政复议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求才能启动，那么，行政复议当然首先应当是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否则，公民来申请行政复议目的何在?因此，权利救济才是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而监督功能则在权利救济过程中得以实现，其可谓行政复议的副产品，[4]比较行政复议与审计、监察等内部监督机制，可以看到后者由行政机关主动启动，而非如行政复议那样应公民之诉求而启动。作为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行政复议在制度构建上首先应当体现出对公民在复议过程中的一系列基本程序权利的保护，不能将复议申请人排除在复议过程之外，如何在制度上增强申请人对复议过程的参与，加强复议过程的公开、透明是修改《行政复议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作为一种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复议活动的内容体现为复议机关审查复议申请是否成立，进而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行政决定而产生的行政争议作出裁决。因此，如何保障复议公正裁决争议是《行政复议法》修改贯彻始终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复议又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解决争议的活动，如何发挥行政的优势亦是《行政复议法》修改应当考虑的。具体而言，《行政复议法》的修改要保障复议能够：
(1)公正解决行政争议，包括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这是复议作为争议裁决活动首先应当满足的要求，也是复议得到当事人和社会认同的基础。
(2)充分发挥复议较之司法程序更为便捷、人员更具有行政管理经验等专业优势，争取将大量行政争议化解在行政过程中，从而降低行政争议解决成本，节约司法资源。
(3)发挥复议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所具有的配置资源优势，在解决争议过程中为申请人解决实际困难，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4)及时解决行政争议。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及时是效率原则的要求。由于复议不是争议的最终裁决机制，因此，在程序制度构建上复议程序较之司法程序应当更为便捷。
二、相对集中复议权并引入行政复议委员会，增强复议机构的独立性与提高复议机构的专业性，是公正解决行政争议的组织保障复议体制改革是《行政复议法》修改中最核心的问题，对其他复议制度的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行政复议法》规定了复议机构分散设置的复议体制，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都是行政复议机关，都承担复议工作。复议权过于分散造成现行复议体制存在以下一系列内在缺陷：
其一，复议机构不健全，复议工作得不到重视。由于复议机关内不专设复议机构，而由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办理复议具体事项，但不少领导不重视法制工作，加之有的机关每年审理的复议案件还不到10件，少的甚至仅2件，复议工作在很多机关得不到重视，严重影响了复议案件的办理。
其二，复议机构独立性欠缺，导致复议机构中立性不足，造成复议决定公正性受到质疑。复议机构由复议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担任，不具备独立地位，在经费保障、干部任免、奖惩、考核等方面都受制于复议机关，导致监督职能无法充分发挥。此外，由于欠缺独立性，复议工作容易被立法及其他政府法制工作冲击，复议机构无法集中力量办理复议案件。
其三，削弱了复议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建设，有的复议机构由于案件数量过少没有专人承担行政复议工作，不少复议工作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直接影响复议案件的审理质量不高。
《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健全复议机构”，解决复议权配置过于分散的办法是将复议权进行一定范围集中，复议权相对集中行使后可以加强复议机构的力量，既增强其独立性，也有利于提升复议工作的专业性，提高复议案件办理质量，更好解决行政争议。对此，《意见》提出“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工作，进行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具体方案可以考虑将复议权集中至一级政府集中行使，以“块块”管辖为原则、“条条”管辖为例外确定复议机关：
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统一管辖本辖区内的行政复议案件，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部门，复议案件也由同级地方人民政府管辖。
2.实行全国垂直领导体制的部门，复议案件由其上级主管机关管辖，在国务院部门、省级、市级部门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
3.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法。如对知识产权类案件的复审由复审委员会受理的，根据单行法确定。以“块块管辖”为原则，其便民的优势非常明显，当事人不用跑很远的路就可以在本区域内申请行政复议，同时也将有助于各级政府借助行政复议强化对其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和监督。
行政复议委员会是近年来在北京、哈尔滨等城市开展的复议案件审理组织的改革尝试，将专家学者和其他社会人士引入复议案件的办理，以增强复议的专业性和中立性。由于处于改革初试阶段，目前各地开展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除极少数地方适用于全部复议案件的办理之外，绝大多数如哈尔滨、北京等都只适用于重大疑难复议案件的办理，并非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那样适用于全部复议案件的审理。由于复议仍属在行政系统内解决行政争议，相对于行政诉讼而言，复议机关的中立性具有相对性。引入体制外的专家、社会人士无疑有助于增强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而且从行政复议委员会在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各试点城市的运行效果来看，对有效解决行政争议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国也有必要将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肯定下来，在修法时取代目前的复议机构设置。至于复议委员会审理案件的范围，以扩展至全部案件为宜。理由是复议案件的繁简难易应当通过程序分流来解决，即重大疑难案件适用一般程序，简单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组织则应当保持一致，不应当出现部分案件采用此种审理组织，部分案件采用彼种审理组织，简而言之，所有复议案件审理组织一致，程序不同。
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具体机构设置可以设想如下：
1.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专门负责复议案件的审理和裁断。行政复议委员会由专职委员和非专职委员组成：专职委员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选派，非专职委员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的人士中遴选。同时赋予复议委员会相对独立于复议机关的地位，对行政复议委员会作出的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机关的首长应当予以尊重，一般不予更改、否定，即行政复议决定名义上是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但事实上是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复议机关名义作出的。
2.设置行政复议办公室，协助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具体行政复议事项的办理。行政复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全部由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担任，人数按照行政复议委员会人数以一定比例配备。行政复议办公室是复议工作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行政复议委员会审裁案件作好前期准备工作和事后备案工作等，包括审查行政复议申请，受理行政复议案件，调查案件情况，收集案件证据，在复议委员会审议案件时就案件情况予以说明或解释等。
三、回应社会发展，扩大复议范围，是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在社会矛盾解决中的作用的前提
复议范围的宽窄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复议请求权的实现范围，也直接决定行政复议所解决的社会矛盾的范围，因此，也是修法的重点问题。目前复议范围的问题主要是过于狭窄，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复议范围与行政诉讼范围保持一致，排除了不适合司法审查但适合行政审查的案件范围。
其二，仅将国家行政纳入复议范围，没有考虑社会行政中因公共治理、公共权力行使而导致的纠纷，如村委会的决定、各种行业协会作出的决定。
其三，可以申请复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有限，不包括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其四，将公务员的行政处分及其他人事处理决定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不利于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其五，笔者在调查问卷中收集到的各地复议机构反映实践中遇到下列具体问题是否属于复议范围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行政劝阻、专题会议纪要、交通事故认定书、专利案件、要求退还多交的养老保险金、要求将单位部分养老保险金自行垫付以领取退休费、对人事部门办理离退休不收的等新型案件。
《行政复议法》关于复议的行为范围的规定受到《行政诉讼法》的影响，与之保持一致，现在看来这种定位存在相当大的问题。行政复议是由行政机关来解决行政争议，涉及行政上下级关系;行政诉讼是由人民法院来解决行政争议，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将二种争议解决机制的范围实行完全对应，使得有的不适合司法权审查的行政行为也无法进入复议，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救济无门。不适合司法审查的并非都不适合行政审查，不应将复议范围与诉讼范围完全等同，应当尽可能将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产生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行为都纳入行政
复议范围，这是修改《行政复议法》时应当重新思考的问题。
复议范围修改的基本思路是要尽可能扩大复议案件受理范围，特别是要将国家行政扩展至社会行政，最大限度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具体可以考虑将以下事项纳入复议范围：
1.将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纳入复议范围。没有法律、法规授权但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按照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不属于行政主体的范围，其作出的行为因而不属于复议范围，但这些组织在行使公共权力，其作出的行为具有支配性，因此，应当也纳入复议范围，为公民提供救济途径。为防止挂一漏万，可采用肯定式概括规定方式，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没有法律、法规授权，但是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2.将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处分纳入复议范围。目前人事争议按照内部申诉、人事仲裁解决，但这些机制在法律化、制度化方面还有待提升，并不能给公务员提供有效的救济。过去《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将这类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复议范围和诉讼范围之外是因为受到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德国早已被抛弃。公务员作为自然人，当其权利受到行政机关影响时，应当如普通自然人一样获得法律救济，这是法治统一的基本要求。
3.将国务院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规章纳入复议范围。目前可以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包括行政立法，仅限于一定级别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主要是备案审查机制，但由于存在发现问题难、启动难等诸多问题，备案审查机制的运行并不顺畅，未能有效发挥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作用。如果能够将行政立法也纳入复议范围，既能更好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也可以通过复议的启动机制有效激活对行政立法的审查和监督。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立法范畴，被纳入复议的范围，但《行政复议法》仅限于一定级别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仅仅因为制定主体是国务院就将之排除在外，应当说理由不充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有可能违法，也应当将之纳入复议范围。
四、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各项程序权利，加强程序制度的公正性建设是复议公正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保障
复议程序是《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又一核心问题。由于立法之初对复议程序刻意反司法化的制度构建定位，造成复议程序过于简化与内部行政化，程序理性与程序公正的基本制度要素缺失。具体而言，复议程序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程序过度行政化，复议案件的办理按照普通办件的内部流程逐级报批，复议程序没有体现复议活动以解决行政争议为内容的特点。
第二，程序中立原则缺失，没有规定回避制度。此外，复议工作人员与被申请机关工作人员之间沟通频繁，而申请人很难有机会向复议工作人员陈述意见，二者没有得到同等对待。
第三，程序参与原则缺失，没有为申请人参与复议过程作出制度安排，在程序构建上体现为较强的复议机关主导色彩，强调通过复议工作人员的努力去查明事实真相，并不重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对抗对复议过程的推动。此外，参与原则的缺失使得律师代理在复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其有限，不利于复议专业性的提升和案件审理质量的提高。
第四，直接言词原则缺失，复议案件的审理原则上实行书面审，不进行言词辩论，只在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没有体现裁决争议行为应当具有的两造对抗、居中裁决的基本程序构造。[5]
第五，程序理性原则缺失，将行政复议的灵活、便捷优势简单化为过度简化程序，对调查与证据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办案人员无所适从，复议决定的理性基础欠缺制度保障。
第六，程序公开原则缺失，行政复议过程封闭，不透明，不向社会公开，复议决定书不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作出详细的理由说明。行政复议由于实行书面审原则，不公开举行，公众无法旁听，既不利于对复议活动的监督，也使其公正性难以得到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同。
复议程序所呈现出的前述缺陷都属于结构性制度缺失，严重阻碍了复议各项功能的发挥。立法当初为突显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不同，也为体现行政解决争议所具有的高效、便捷优势，高举反司法化的大旗，却未料程序构建的反司法化制度定位反被指称为造成目前行政复议面临诸多困境的罪魁祸首。复议程序制度构建中的司法化与反司法化之争源于裁决争议本是司法性质的行为，但复议机关性质却归属行政机关，由此产生复议程序是依机关性质定位为行政程序还是按行为内容定位为司法程序的问题。其实如果承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为并行的二元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则完全司法化与完全反司法化(极端行政化)都属极端情形，实则不可能。因为如采完全司法化，则行政复议同质于行政诉讼，几无存在之制度基础;如采完全反司法化，则又背离裁决争议活动对公正性的基本要求，复议几无存在之现实基础。因此，行政复议程序改革绝非将司法程序全盘照搬至行政复议，根本在于要将体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引入行政复议中，[6]在行政复议中确立公正程序的各项基本原则，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各项程序权利，在此基础上完成对复议程序制度的重构，具体包括以下制度：
1.增加规定申请人既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递交复议申请书，也可以向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递交。复议申请书直接向原行政机关提出，使得原行政机关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如果认为决定违法，自行撤销，行政争议得以解决，可以减少复议的发生。考虑到实践中申请人本身可能并非愿意直接与原行政机关打交道，而且，是否有可能出现原行政机关不将复议申请递交行政复议机关的现象，由之反而徒增障碍?因此，赋予申请人以选择权，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复议申请权的实现。
2.增加规定回避制度。当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出现法定回避情形时，应当回避，不再参与复议案件的审理。
3.完善调查与证据制度。包括：细化、完善证据的调查与收集的相关规则;完善被申请人举证责任规则;增加规定证据交换与证据保全制度;增加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自认规则等。
4.将复议程序类型化为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行政复议案件情形差异很大，有的案情重大、复杂，有的案情事实清楚、比较简单，有必要对复议程序进行繁简分流，进行类型化规定。可以考虑将复议程序区分为一般程序与简易程序两种，分别规定不同的适用情形与程序规则。当然，简易程序中仍然应当保留听取申请人意见等基本要素，只是不采用双方当事人对质辩论的方式。一般程序则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适用直接言词原则，允许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展开辩论。应当采用一般程序审理的案件，如果申请人提出申请愿意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尊重申请人的意见采用简易程序审理。
5.听取申请人、第三人意见，取消书面审查原则。复议机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应当听取申请人、第三人口头陈述意见，如果出现案情重大复杂、案件事实认定困难等情形，则要进一步采用言词辩论的方式开庭审理复议案件。言辞辩论是直接言词原则在复议中的体现，要求双方当事人同时在场，就案件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进行直接辩论，使复议人员在听取正反两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复议决定。采用言词辩论，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更好厘清争议。言辞辩论可以适用于两种情形：第一种是申请人提出举行言词辩论的请求的;第二种是申请人没有提出请求，但案情重大、复杂，或者事实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依职权启动。言辞辩论原则上公开进行，要在复议机关办公场所和官方网站公告时间、地点、案由。
6.有限度引入和解制度。行政复议案件实行调解或者允许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进行和解是我国行政复议改革中的一项举措。《意见》提出“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和解达不成协议的，要及时依法公正作出复议决定。”引入和解，有利于复议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行政复议的性质在理论上曾经存在行政说、行政救济说、行政司法说、司法说四种观点，在我国《行政复议法》的制定过程中则一直存在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还是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之争。立法最终确立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内部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的性质定位。根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会审议行政复议法(草案)的立法说明，“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应当“体现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特点，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使行政复议司法化。”
与此相反的，一般的行政法教材都认为是行政救济制度。因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一样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即行政复议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求才能启动，而公民法人申请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与行政监察、审计不同。
但是在制度设计时却以内部监督制度的程序来进行设计。就是复议程序的简单效率但却忽视了权利救济的功能。
(既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一样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即行政复议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求才能启动，那么，行政复议当然首先应当是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否则，公民来申请行政复议目的何在?因此，权利救济才是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而监督功能则在权利救济过程中得以实现，其可谓行政复议的副产品。行政复议行为内容客观上体现为裁决争议，是由复议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产生的行政争议进行裁决的活动，其程序构造涉及三方主体：复议机关、复议申请人、复议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程序制度应当为这三方主体各自在行政复议的职能及因此而产生的程序权利义务作出制度安排，忽视哪一方主体，复议程序构造都是有缺陷的，非为完整之程序)事实上，公正与效率同为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共同价值追求，只是二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已：对程序运行的效率的追求，是行政程序高于诉讼程序;而对程序运行的公正，是诉讼程序高于行政程序。
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各项程序权利的具体路径是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引入体现程序公正要求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
(1)程序参与原则。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应当直接参加到复议过程中来，并对复议决定的作出产生影响力。
(2)程序中立原则。复议案件的办理人员应当中立、不偏不倚，即英国普通法上自然正义原则要求的自己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规则。
(3)程序公开原则。行政复议案件的开庭审理应当向公众公开，允许公众旁听;应当向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说明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
(4)程序理性原则。行政复议办案人员应当以真实充分的证据为基础认定事实、进而正确适用法律，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5)程序对等原则。行政复议中的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等各方当事人应受到复议机关平等对待。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禁止单方接触规则。
(6)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尽快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终结程序，定纷止争。
这6项程序基本原则也被称为程序法中的最低限度公正程序标准，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底线，是程序法律制度最起码应当满足的要求。现行行政复议程序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向的正是公正程序诸项原则缺失的问题，完善行政复议程序的重心在于应当引人这些程序基本原则，制度重构应当体现这些程序基本原则的具体要求。此种程序改革决非复议方式上的单纯创新，而是一种方向转型，是一种由复议机关主导的向当事人程序权利为制度基础的转型，行政复议由此实现封闭向公开与透明、行政一元推进到当事人参与其中的转型。如果能够于此基础上展开复议程序改革，可谓是一场发生在行政复议中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 行政程序改革的具体设想：
申请与受理阶段
1、关于申请书能否向原行政机关递交的问题。其一，行政复议申请书直接向原行政机关提出，使得原行政机关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如果认为决定违法，自行撤销，行政争议得以解决，可以减少行政复议的发生。其二，减少文书递交和转送等环节。原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书后，如果认为复议理由不成立，可以在向复议机关递交相应材料的同时直接递交答辩状，程序更为简便。
2、关于口头申请的方式是否保留的问题
3、关于复议不停止执行原则的修改问题。不停止执行原则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特别是在有的案件中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损害无法修复。
审理阶段
1、关于规定回避制度的问题。
2、关于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规则的问题。
关于完善证据制度的规定。证据制度是程序理性原则的基本要求的体现。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进而正确适用法律的过程，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建立在完善的证据规则基础之上，这是行政复议程序理性运行的基础。证据制度在行政复议程序制度中占据的地位与证据制度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应当是相同的，但作为诉讼法核心制度的证据制度在现行行政复议法中过于简陋，基本处于无规则可遵循的状况，造成复议工作人员过度依赖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收集的证据，并以此对案情作出判断。完整的行政复议证据制度应当包括证据的种类及证据的属性、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及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尤其要重视以下规则的建立：(1)赋予复议工作人员必要的证据调查和调取权。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举证能力不对等，申请人、第三人自行收集证据有困难的，应当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调查或者调取相关证据。为查明事实之必要时，复议工作人员应当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证据可以采用勘验、检验、鉴定等多种调查手段。行政复议机关依职权或者依申请调查取得的证据，应当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意见，没有听取意见的，不能作为复议决定的定案根据。(2)明确申请人和第三人查阅、摘抄、复制卷宗的权利。规定阅览卷宗制度是武器平等原则在复议程序中的要求，也是申请人与第三人能够有效参与复议，更好维护自己权利的前提与基础。完整的卷宗阅览权包括查阅、摘抄、复制卷宗。现行立法规定了查阅的权利，有必要扩展至摘抄、复制。(3)明确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证据的审查判断，包括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的审查判断。
4、关于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程序类型化。行政复议案件情形差异很大，有的案情重大、复杂，有的案情事实清楚、比较简单，有必要对复议程序进行繁简分流，进行类型化规定，将之区分为一般程序与简易程序两种，分别规定不同的适用情形与程序规则。当然，简易程序中仍然应当保留听取申请人意见等基本要素，只是不采用双方当事人对质辩论的方式。一般程序则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适用直接言词原则，允许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展开辩论。应当采用一般程序审理的案件，如果申请人提出申请愿意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尊重申请人的意见采用简易程序审理。(2)取消书面审原则，这是程序参与原则的基本要求的体现。现行立法的书面审原则，一方面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另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审理程序的公正性，完善行政复议程序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取消书面审原则的规定，因为：其一，复议涉及事实审与法律审，听取申请人、第三人的意见有利于查明事实;其二，更好保障申请人、第三人有效参与复议案件审理，有利于公正解决行政争议。取消书面审原则之后，引入直接言词原则替代之。(3)公开开庭审理，这是程序公开原则的基本要求的体现。开庭审理应当公开进行，只有在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形下才不予公开。复议案件审理公开进行的，应在复议机关办公场所和官方网站公告时间、地点、案由。(4)有限度引入和解制度。行政复议案件实行调解，或者允许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进行和解是我国行政复议改革中的一项举措。这种基于案结事了而产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产物，尽管在理论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论证其正当性及其制度化可能涉及的问题，但是反对者却也难以无视其在实践中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行政诉讼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在大力推行之。行政复议中有必要在一定范围案件中引入和解，允许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复议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从而终结案件的审理。
(三)决定阶段
复议决定的种类是否合适，也是需要进行探讨的。目前需要关注的是复议决定的说明理由制度，这是公开原则的基本要求。行政复议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包括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量因素等作出具体说明。目前，复议决定存在说理性不足的问题，不少复议决定只有决定的内容和法律依据的条文列举，缺乏作出决定的理由的说明，不利于申请人把握复议决定的要点，也不利于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届时需要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再次进行全面审查。因此，加强复议决定的说理性，将说明理由作为复议决定的一项基本要求规定下来，有利于规范复议决定的作出，也有利于增强申请人对复议决定的认同和便利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的审查，特别是其中复议机关关于事实问题的认定，结合了行政管理的经验，有利于人民法院对事实问题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