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
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礼法一元化，礼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尽管此时儒家并未真正出现。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这一时段主要是法家。
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而其后的引经注律更是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使法律儒家化。
从魏晋至唐，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立法行为，儒家思想进入了法典，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议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
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中国法制史的进程反应出了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通过对法制史的学习联想现在的社会生活，可以看出法律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我国第一个国家的产生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也一直延续至今，通过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也不断地建立健全和完善，从一个国家的法律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水平。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曾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开始的，而国家的萌芽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夏朝是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启”是这个国家的开创者，从他通过暴力夺得政权后，我国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其标志就是建立了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法律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习惯渐渐无力调整和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体现奴隶主阶级利益、由国家认可、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便产生了。夏朝建立了国家制定了法律但法律多不成形，夏朝的奴隶主用神权法对奴隶进行欺骗。商朝全部继承了神权法思想，并较夏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商朝的审判通过占卜求神问天，在一定的程度上说占卜的官吏拥有了一定的司法权。而到了西周，其政治制度
(2) 更加完善，西周是宗法奴隶制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与宗法制度相结合，使国家的政权与宗族权利融为一体，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的“家国相通”的统治网络，有力的维护了西周的统治。这一时期所创造的治国经验，对整个封建后世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春秋时期打破了古代传统秘密法的状态，首次出现了成文法，成文法的出现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为叔向责难提供了依据，其次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特权所起的作用。商鞅变法又是我国法制史进程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主要内容是：①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②按军功授爵，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③建立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全国设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强迫人民编成“伍”、“什”，由国家统一控制;④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鼓励发展生产。影响：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封建经济得到发展，逐渐成国七个诸侯国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220xx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秦朝皇帝是一种制度，皇帝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郡县制度。
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虽然学习的时间短，内容比较浅显，但通过法制史的学习不难看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管理，随着国家的建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阶级矛盾的不断扩大，统治者为了能够更好地统治国家而出台完善法律用于社会管理和化解日益扩大的阶级纠纷矛盾，而管理国家的各种机构和行政单位也由此而产生。从国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从而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法制史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对不同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学习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通过法制史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认识中国历史的手段，而认识了解历史也不能忽略了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与学习。
